在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上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就“着力解决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”提出：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。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说，刘淇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：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，它不仅仅包括就医治病，也包括了疾病控制和预防、健康教育等内容，发展社区卫生是北京近几年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。（2007年5月21日《法制晚报》）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社区医院吃上了“皇粮”，那么，更应该强调疾病预防。社区医院应该转变普通医院的理念，不仅仅是治病，更重要的是强化预防，充当重大传染病的“哨所”作用。从预防疾病到健康教育，再到心理咨询，社区医院的医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“全科医生”。强调社区医院对老百姓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，让一名全科医师、一名防保医师、一名护士组成一个团队，划片深入到居民家庭，和家庭成员签协议，成为他们的健康管理师。这应该是社区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把疾病预防作为医疗改革的重点是世界上一些医改成功国家的共识。医疗改革的“英国模式”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的社会医疗原则。英国的社区医生对每户人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，加上由政府组织的各种体检，随时可以把许多疾病消灭于萌芽当中，使真正去大医院看大病的人减少了许多，所以，英国的医疗体制提高了全社会整体医疗的实际效率
医疗改革必须走“预防为主”的路子，给正在徘徊走弯路的医疗改革开了一剂清醒剂。曾几何时，我们过分地强调了“治病救人”的重要性，片面认为多建设医院才是社会医疗福利的保障。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，把预防医学忽略了，用全力抢救病入膏肓的病人代替了医疗上的防微杜渐意识，结果是“亡羊”也未“补牢”，得不偿失。大量的医疗资源无端地浪费在救助生命的末端，形成了事实上的伪医疗关怀弊端，岂不知“预防救人”比“治病救人”更具医疗科学内涵，更符合医疗伦理，更符合爱护生命的要义。
“因病致贫，因贫致病”是医疗改革亟需解决的社会难题，通俗印证这一现象的说法就是：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什么医疗预防和检查，甚至很少吃药打针，但是一旦吃药打针就已经是重病大病了，甚至一辈子仅仅住了一回医院就再也没有机会住院了，十分惋惜。造成这种遗憾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卫生预防机制，上演了“怕花钱预防看病”到“花大钱治病”的尴尬医疗现状。正如民间所说，“小病不防住，大病防不住”。
作为政府，不但要实现预防医学的宗旨，更应该预防社会不良健康行为的发生。不断熏陶公众的健康行为意识，积极营造公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围，使公众对体育干预健康的重要性变成骨子里的潜意识和行动。国家还可以考虑征收“不良行为税”，比如“吸烟附加税”、“喝酒附加税”，一方面通过税收改变公众的不良行为，预防疾病发生；另一方面，可以将筹措的资金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和发展。
医疗改革的最终出路在于“预防疾病”，而不是“治病救人”，与其把巨额的医疗资金放在重病大病的抢救上甚至临终关怀上，还不如将巨大的医疗资源和自己前移到“预防为主”的科学医疗上，让弱病小病者得到预防医学的提前关爱。因此，发挥社区医院的健康管理师作用大有可为。
预防重于抢救，在我们的医疗改革进入迷途的今天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感受医疗改革和疾病的双重疼痛，我们应该迫切意识到“预防为主”的重要性，别等到了病入膏肓，我们才想起“预防为主”的好处来。
